记者：村民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他们的主体意识、对现代的认知、对外界事物的接受度影响他们的发展，更是影响乡村人力资本的主要因素。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教育如何发挥作用来打造这一独特的人力资本？

张琦：乡村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教育被公认为是促进经济发展和传递优良文化的主要力量。可以说，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是人，终极动力就源自于强大的乡村人力资本。教育在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等乡村振兴战略核心问题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农业及其他乡村产业发展角度来看，教育可以为产业兴旺奠定科技和人才基础。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根本要求，但近年来，农村“空心化”问题严重，年轻人大量流失，缺乏懂生产、懂管理、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培养农村专业化人才，用科技赋能农业，通过提升生产效率来弥补农村劳动力的不足。同时，随着知识和眼界的拓展，农民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进行专业化生产，比如乡村旅游、休闲农业、都市农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等，从而实现产业兴旺。

从农民自身角度来看，教育是提升农民人力资本的关键，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当前，农村中青年不断向城镇转移，带动了农村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为规模化、集约化的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空间。但是这些流向城市的劳动力大多数是从事简单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长远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其收入前景并不理想。因此，要加强对这些中青年群体的继续教育，建立完善的农村流动人口培训体系。同时，也可以培养他们从事新型农业的技能，让他们能够“出得来，也能回得去”。保障农民能够享受改革发展的红利，有稳定可持续的收入，最终实现城乡共同富裕。

从农村发展的角度来看，教育可以塑造乡村文化，打造文明乡风；可以提高农民素养，实现乡村有效治理。近些年来，随着城市文明的冲击，乡村文化逐渐式微，乡村记忆逐渐消解，使得乡村社会的伦理根基和文化根基在慢慢坍塌，给乡村治理带来了严重的挑战。教育为乡村文化现代化提供了机遇，要以义务教育为纽带，以青少年为传播者，强化优秀乡村传统、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法治理念的宣传，要设置与农村发展需要相适应的课程，将乡村情景教学融入学校课堂，让学生能够切实感受到乡村气息。

记者：教育在做好城乡均衡发展、缩小地域差距的过程中有着平衡器功能。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教育如何为其提供保障支持？

张琦：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城镇化可以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发展空间，带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增强城镇的精神归属、服务能力和集聚效应，教育部门要发挥好城乡均衡发展、缩小地域差距的平衡器作用，有重点、有倾向地落实教育政策，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保障支持。

教育资源要向西部中小城市和重点小城镇倾斜，补齐落后地区城镇教育短板，实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在新型城镇化中，要探索建立阶梯式“小城镇偏向”机制，逐步提高对中小城市和重点小城镇的财政、人力等方面的教育资源支持力度，使其成为务工农民子女入学的首选之地。同时，要充分发挥教育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拉动和集聚作用，改善大中小城市间的人口分布结构。

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地区倾斜，弥补城乡教育差距，助力城乡发展一体化建设。构建城乡空间和产业差异化布局、要素充分流动、资源共享的均衡发展机制，是如今世界上公认的经济发展大布局理念，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这一理念的最好诠释。教育系统要大力推进农村地区义务教育提质升效，合理布局农村地区中小学校配置，加强寄宿制学校交通、住宿、管育方面的建设，让父母可以放心将子女送到寄宿制学校，在提高教育质量的同时，解放农村劳动力资源。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还要加强大型城市边缘地区教育服务能力，避免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恶性转移，缩小新城镇内部教育差距。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发展经历来看，存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之后，成为城市贫民的问题。当前，我国“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等农业转移人口集聚区的教育服务能力较差，按照义务教育就近划片入学的规则，这些边缘地带的子女无法得到城市同水平的优质教育。因此，教育部门要加大对这些边缘地带的教育投入，给农业转移人口子女入学提供更多的便利。增设地域人文特色课程，提高青少年文化素养，助力人文城市建设。

记者：《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脱贫攻坚中，我们看到，一些看似简单的生活方式、习惯，对乡村人而言也是一个个不小的挑战。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教育如何助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张琦：新型城镇化有别于传统城镇化的关键之处在于以人为核心，改变了传统的单纯“造城”模式。人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而人的城镇化不仅意味着人所处空间由农村转为城市，更意味着人的生产方式由农业转向非农产业，意味着人的角色由农民转为市民，意味着人在思想和价值观念上的城镇化。这一切转变都离不开强有力的教育支撑。

我们要逐渐引导农业转移人口思想观念转变。人的城镇化，思想观念是关键。从农村生活转向城镇生活，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的社会融合中面临着传统文化的重新整合，以建立起与城镇环境相适应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在此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的劳动观、消费观和学习观需要大幅度转变，也要经历新市民与原住民的思想碰撞，存在不适应问题在所难免。教育部门可以通过社区教育、体育活动等嵌入式培育，潜移默化改变农业转移人口传统的生活习惯，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提高城镇原住民对农业转移人口的认同感，建立城镇人口之间的“熟人关系”，逐渐向现代社会关系网络过渡。

在户籍制度没有完全得到有效改善之前，市民化还要解决的问题是子女教育。近年来，随着各地义务教育入学政策不断改革，城市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同时，随迁子女大多数生活在城乡接合部等边缘地带，教育质量一般，而且义务教育的关键问题是流入地中考和高考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教育部门深入推进解决。

要为农业转移人口就业提供职业教育支撑。农民工从事的行业主要有制造业、建筑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这些行业显著的特点是劳动力密集，技术含量低。虽然在2014年，国家颁布《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要求重点加强农民工职业教育和培训。但在农业转移人口职业教育方面，成效有待提高。要实现转移人口市民化，教育部门就必须加大对农业转移人口的非农职业教育培训力度，从根本上改变其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赋予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镇非农产业的从业能力和自主创业能力。

原文刊载于《光明日报》2021年4月6日第15版；作者张琦，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党总支书记、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乡村振兴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原文链接：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21-04/06/nw.D110000gmrb_20210406_2-1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