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由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语言科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亚洲语言与语言学》编委会会议暨2021亚洲语言国际圆桌论坛”以线上Zoom视频会议和线下现场会议相结合形式在木铎A302顺利召开。
《亚洲语言与语言学》（Asi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是目前世界语言学界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将全亚洲地区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的英文刊物，已正式出版了第1期和第2期。在刊物顺利出版以及“首届《亚洲语言与语言学》编委会会议暨2019亚洲语言国际圆桌论坛”成功举办的基础上，本届会议邀请了来自中国、韩国、日本、印度、以色列、德国、法国、美国等国的19位专家学者出席。
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管委会副主任、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亚洲语言与语言学》主编傅爱兰教授致欢迎词。傅爱兰教授表示在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的特殊时期，非常感谢各位学者通过网络相聚，积极推进亚洲语言学以及《亚洲语言与语言学》刊物的发展。
此次会议暨圆桌论坛分为五部分，前四部分为论坛环节，分别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罗仁地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张洪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胡建华教师以及浙江大学程工教授主持，共有10位学者做专题报告。与会专家主要从类型学和句法学两个角度，探讨东亚以及东南亚地区语言的不同范畴和结构类型。
罗仁地教授主持论坛 程工教授主持论坛
类型学依然是本次会议的主题，多位学者结合汉藏语以及东南亚地区语言的相关范畴（连动结构、话题等）和语言区域/语言接触问题展开深入描写与分析，进一步了完善类型学的理论框架与理论方法。
中央民族大学胡素华教授的报告通过分析诺苏彝语连动结构（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VC），从比较概念（comparative concept）的角度重新审视了基于Aikhenvald（2006）和Haspelmath（2014）所做出的关于SVC的定义。她指出诺苏彝语中两类不同SVC在句法表现上的差异，同时将SVC同完结式等在形式上加以区分。最后作者认为在定义SVC时更加需要考虑动词的句法关系。
合肥工业大学张四红教授同样关注连动结构，他通过Dixon（2007）提出的“沉浸式现场调查法”搜集了同属于藏缅语族的羌语支尔苏语以及分布于尼泊尔境内的濒危语言努博利语（Nubri）材料，经过分析后他认为，这两种形态复杂的语言中均有SVC且这两种SVC之间存在更多的是相似而非相异。因此作者进一步提出SVC可能是藏缅语的共同语法特性，或者至少在类型学上属于该语族的语言特殊性表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深圳大学刘丹青教授的报告则主要围绕“话题”（topic）这一概念，回答了以下两大问题：（1）汉语及汉语方言存在的大量话题结构在非话题显赫语言中很难出现，那么为何它们会被标记为话题，以及它们可以共享何种句法--语义属性？（2）这些不同的话题结构可以如何加以分类？他在报告中提出有必要区分“语用话题”和“句法话题”两大类，汉语各类话题的主要分界线在于是否出现话题标记/话题助词。
德国美因茨大学Walter Bisang教授聚焦于美因茨语法化计划（MAGRAM）的一些发现，以及对其进行的定量分析。美因茨语法化计划关注形式和意义的共同演化和语法化进程中的区域变体问题，他运用量化方法分析带有鲜明区域特性的近30种语言，得出语法化若干参项的关联紧密度，为“语义优先假设”（Semantic First Hypothesis）提供支持。
刘丹青教授做学术报告 Walter Bisang教授
类型学者之外，两位形式学派学者对苗语和汉语的分析同样非常深入。澳门大学刘鸿勇教授和其博士生吴芳的报告运用生成语法和形式语义学分析了湘西苗语中部分光杆可数名词无法出现于论元位置的原因。虽然与汉语相似，湘西苗语有着丰富的分类词系统，但在苗语中存在两类不同名词类型，一类与汉语接近表达类指（kind-denoting）；另一类则与英语接近表达属性指（property-denoting），后者充当论元时所带的必有成分tɒ42应被分析为类算子（kind-operator），它的功能与分类词不同，而是使属性指型名词（单数对象名词）变为类指型名词（种类名词）。
香港中文大学潘海华教授针对饱和关系小句（Gapless Relative Clause，GRCs）提出与黄正德（2016）不同的分析：潘教授认为这类不是名词的补足语从句，而是真正的关系小句，它由隐性语义变量许可。报告还建议应使用以下两个条件代替对补足语从句的饱和要求：（a）在相关子句中不存在语法空隙或语义变量；（b）本文所要说明的语义条件对于所讨论的从句与所涉及的核心名词之间的关系是必要的。
参加本次论坛的日韩学者不约而同关注起日韩语以及汉语动词叙实/事实性特征以及相关的情态问题。韩国首尔大学的李廷玟（Lee, Chungmin）教授探讨了汉语认知态度义动词的叙实性（factivity）问题，他将汉语同普遍具有该类动词“叙实—非叙实”交替的阿尔泰语系语言进行对比，结果发现汉语认知态度义动词没有普遍意义上的“叙实—非叙实”交替，但动词“记得”又在一定条件下出现了该种交替现象。
韩国首尔大学的朴正九（Park, Jungku）教授聚焦于汉语现实性副词（actuality adverbs）“真的”和“真”，讨论了其区别及语义发展，并从类型学的角度探讨了何种机制使得现实性副词在不同的语言中会发展出新的意义。
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所长田窪行则（Takubo, Yukinori）教授考察了韩语和日语中认识情态（epistemic modals）的分布，并认为表达认识必然性（epistemic necessity）的句子不能转变为一个真正的问句，因为它们表达的内容是从会话方的共有信息中来的。
李廷玟教授做学术报告 朴正九教授做学术报告
田窪行则教授做学术报告
台湾新竹清华大学连金发教授则结合历史文献材料探讨了语音演变。他在两份十七世纪的双语（闽南语-西班牙语）手稿中发现了西班牙语咝音（sibilants）演化的证据，结合多方研究材料可以证明十七世纪的西班牙语仍处于三咝音阶段，不同于现代西班牙语。
报告期间，各位学者就相关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议最后由主编程工教授对论坛进行总结，他简要回顾了本次论坛各位学者发言的主旨内容，向海外专家克服时差参加会议表示感谢。
论文报告环节结束后，刘丹青教授主持编委讨论会，16位编委齐聚线上。刘教授向各位编委汇报了创刊以来刊物的总体情况以及今后的展望：目前已有两期顺利出版，共刊发13篇文章，第三期组稿工作也基本完成；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Andery Filchenko博士加入编委会，潘家荣博士担任主编助理；编辑投稿平台自2020年3月正式投入使用以来已有130余位作者/审稿专家注册，规模仍在不断扩大；但刊物文章语种覆盖面仍有不足，希望在今后能有更多描写和分析东南亚、中亚、北亚以及西亚地区语言的文章见刊。会上还提出“亚洲语言国际圆桌论坛”每年举办一次，将设立专栏或特辑（special issue）形式，集中研讨某个主题。编委们为下一届圆桌论坛设立的研讨专题、如何邀请相关专家进行组稿以及提升刊物引用率提供了许多宝贵建议。讨论结束后，编委们拍摄了云上“全家福”。
《亚洲语言与语言学》编委们云上“全家福”
本届会议加强了《亚洲语言与语言学》编辑部与编委会专家群及相关学者的联系，扩大了刊物的影响力，有利于刊物的可持续发展。会议受到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的关注，有近200位学者和研究生在线参会。部分学术报告完善后将在《亚洲语言与语言学》第3期和第4期刊发。